构建和完善中小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什么是通识教育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想要给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下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试图通过本文的不断阐述，使通识教育的内涵比较全面地呈现出来。当然，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尝试性的概括。

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帮助学生探索并理解这个世界，认识自身和人类，逐步建立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观。它以追问探究的形式，培养学生有效思考的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判断事物和辨识价值的能力；它保护和培养人性与好奇心，让学生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想象。

通识教育让学生知道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生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会带着丰富而强大的内心去拥抱这个世界，他们懂得自己的价值所在，以很好的自控力和以极大的勇气面对现实，迎接未来。

有人认为，通识教育就是“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这似乎显得更为通俗易懂。但是，我们这里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通识教育既不是“全才教育”，也不是“通才教育”。

“全才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全面性，“通才教育”强调的是学科知识之间的贯通性，它们的共同点是对受教育者的知识或技能掌握方面的强调。而通识教育虽然也天然地包括知识技能的提高，但这些知识或技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载体，是教育过程中必须借助的一个工具。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对受教育者心智的培养，是对世界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如何友好地与世界相处。但是，由于通识教育是通过多学科课程的设置从而达成教学目标，所以，成功的通识教育，必然会使受教育者成为贯通各个学科的“通才”，可以说，通识教育是对“通才教育”和“全才教育”的超越。

二、通识教育溯源

一般认为，古代西方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通识教育的前身。这里必须提及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教育事业上。体育馆、广场、街道、商店，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他的教育场所，苏格拉底自称，他的使命就是教人向善，他认为，人是有思想、有思维能力的，进而是有理性的，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的心灵和理性，也就是人的本性，成为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关于如何教授知识和美德，苏格拉底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启发别人去思考，去发现真理。苏格拉底追问讨论式的教学方式，差不多是终结了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现在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英国的牛津模式，都是沿袭了苏格拉底的讨论式。

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学生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他是自由教育的倡导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生活有高尚的和粗鄙的两种，粗鄙的生活以谋生为目的，这种生活将知识作为换取生活资源的手段，人因此而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与能力，因而是不完善的；而高尚的生活立足于自由意志的抉择，彰显了自由意志的高贵，因而是合理的和高尚的。亚里士多德对自由教育的阐释其实是确定了通识教育的灵魂：即不以功利为目的，不追求谋生技能，而是追求培养整全的人格。

此后，哪怕是漫长的中世纪，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念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没有消失过。应该说，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通识理念，深刻影响了西方后来的教育思想，当然，这些理念也随着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了北美。

19世纪初，美国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开设新的实用技术性的课程。与此同时，选修制开始在美国大学形成燎原之势，这些对古典课程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828年，在杰里迈亚·戴校长的领导下，耶鲁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这是一份重要的报告，它极力捍卫人文学科，尤其是古典学科的重要性，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同时，该报告敌视实用职业化技术性的课程，认为这样的课程不宜进行得太早。《耶鲁报告》充分强调了“训练心智，装备心灵”在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它的深刻意义在于：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如何用教育的内在传统来平衡教育的改革，面对世俗的诉求，教育如何不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有意思的是，代表激进的选修制和代表保守传统的自由教育，在美国教育的变革过程中都得以保存，而且由相反到相成，现在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智慧的胜利。

通识教育的概念最早是在1827年的时候由美国的一位叫帕卡德的教授提出的，但当时还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到1919年前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基本都认可这一说法，在全美进行比较普遍的通识教育。到了1945年，哈佛大学科南特校长带领12位教授，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写成了一份报告书，叫《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该报告书明确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将学生首先培养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人的人和公民的教育，反映了哈佛大学实施通识教育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构想，在美国引起轰动。整个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大学对通识教育有了更为清晰、成熟和共同的认识。这本书被称为美国通识教育的圣经，至今仍是经典性的文献。

谈到溯源，我们亦回望自己民族的古代教育，孔子《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孔子把道、仁德当做追求的目标，而把“艺”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当做载体。《大学》开篇就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中庸》也明确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种注重内心修养的思想，与通识教育把善好心智作为重要的追求的理念，有着较大的共通之处。

中国古代教育颇有点轻视实用教育。孔子鄙视“治事”，鄙视体力劳动，这是众所周知的。王充把对“儒”与“文吏”的培养区分开来：儒，“所学者道也”；而文吏，则是“所学者事也”。“儒”是高于“文吏”的，这显然是轻视实用，而注重对道的追求。《礼记》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些与古希腊提倡“自由教育”而贬抑“偏狭教育”是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的。

中国古代教育还比较注重“博”和“通”。孔子就提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王充更是提出“通人”的概念，主张融通百家。“博”和“通”是一个人能够更好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很多人注重寻找中西教育的不同，这非常重要。有人把孔子和苏格拉底比较，指出两者是两种不同教育的源头，它可以让我们谦卑地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但是，我们还要寻找中西方早期教育的共通之处，我们发现，其实，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家有很多共同的智慧，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早期教育的璀璨风景。这样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教育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让我们更为通达地面对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之处。